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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汪德迈
时间:2020/4/24 点击次数:184

 
/王育英 张敏杰

汪德迈(Léon Vandermeersch),法国著名汉学家。1928年生于法国,被国际汉学界誉为“法国大儒”。曾先后获得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中文专业学士、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硕士、法国国家文学博士。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在越南、日本以及中国香港工作与从事研究,师从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重泽俊郎、饶宗颐等汉学名家。1966年,在普罗旺斯埃克斯文学院创立中文专业,先后担任讲师、教授、系主任。1973-1979年间,担任巴黎七大东亚教学与研究部门的负责人。1979-1993年间,在法国高等研究应用学院教授儒家思想史直至退休。获得法兰西学士院汉学界最高奖项儒莲奖、法兰西学士院铭文与美文学院的奥马乐奖、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法国教育部颁发的金星荣誉勋位、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奉献奖和第五届会林文化奖等荣誉。其研究范围涵盖中国古代行政机构与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字学、儒家思想以及汉文化圈的新发展等。代表作有《新汉文化圈》《汉学研究》《中国人的智慧》《中国思想的两种原因:占卜术与表意文字》《中国教给我们什么?》等。

1964年1月27日,中、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建立外交关系。建交56年来,中法人文交流与合作不断发展,拉近了两国民众心与心的距离,并持续推动两国在诸多领域开展创新性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中国与法国有着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友好交往史。早在十七世纪,随着大批欧洲传教士往来中欧并大力推广中国文化,法国掀起了持续近百年的欧洲“中国文化热”浪潮,其汉学的领先程度已经让其他欧洲国家望尘莫及,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今,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放眼中国文化,并选择儒家思想为研究的切入点。法国作为与中国文化交流最密切的国家之一、西方汉学的中心及发源地,涌现出一大批造诣颇深的学者。2018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之行的首场演说中特意提到了对中法友好交往做出独特贡献的几位法国汉学家,他说:“他们之中的代表人物是从 Chavannes(沙畹)到 Vandermeersch(汪德迈),从 Marcel Granet 到法朗索瓦•于连,从 Henri Maspero (马伯乐)到 Anne Cheng(程艾兰)……,正是这些先驱以及其他的一些专家让我们对复杂的中国思想有所了解。”
中国天津市与法国北加莱海峡大区、鲁昂-埃尔伯夫-奥特贝尔特城郊共同体和尼斯市建立了紧密的友好交流关系。近日,法国“汉学泰斗”汪德迈先生,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特级教授、东方学系主任金丝燕女士,与朋友齐聚著名画家爱新觉罗·松石先生的住处,进行了一场愉悦的邂逅,并围绕“传统文化”这一话题进行了开放性的友好交流和探讨。
  

     左起:著名画家爱新觉罗·松石先生,法国“汉学泰斗”汪德迈先生,王育英会长

结缘中国文化的魅力
92岁的汪德迈先生是中法友谊的使者,也是中法文化交流的积极推动者和传播者,其研究成果丰硕,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影响深远,在国际汉学界享有崇高地位,部分著作还被译成韩文、越南文、西班牙文等在全球广泛传播。作为一名热爱中国文化的汉学家,他用毕生精力研究中国文化,始终如一年逾鲐背却依旧精神矍铄
汪德迈说起与中国的渊源,记忆清晰如昨。他的汉语启蒙老师是二战末期在法国留学的中国人陈容升和法文版《红楼梦》的译者李治华。发现中国文化的魅力,是在他阅读一本古老的德语版中文语法书时得到的启示。这本书由十九世纪德国著名语言学家乔治·冯·德·格贝勒茨(Georg Von der Gabelentz 1840-1893)撰写,是当时汪德迈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中文语法书。其文字书写、语言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的阐述,完全不同于他学习母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时用过的语法书,远远超过了他的想象,令他非常着迷。
心里种下汉语的种子,汪德迈便进入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学习中文,同时学习越南语、哲学和法律,并对汉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到亚洲的十几年里,他辗越南、日本、印度等国家和地区学习、工作和生活,大多数时间都在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化。后经法国教授戴密微介绍,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师饶宗颐在自己家里给汪德迈“开小灶”,教他学习《说文解字》,识别书简和甲骨文,成就了两位学术泰斗的一段师生缘。“我没有一天停止过阅读中文书籍,包括中文词典,常常沉浸在阅读中文的喜悦中。”汪德迈说。
1966年开始,汪德迈执教于法国南方埃克斯大学,首创中文教学机构。当时法国除了里昂、波尔多和巴黎,其他大学都没有中文教学机构。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汪德迈花费六七年时间建立并完善了中文系,先后担任讲师、教授、系主任。之后,他先后担任巴黎七大东亚教学与研究部门的负责人、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研究员以及法国远东研究院院长,后在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教授儒家思想史,在远东研究院院长任上工作直至退休。他殷切希望能通过自己一直努力并从未停止的中文教学和汉学研究工作,以及撰写的多部学术著作,来影响到他的学生和社会不同层次的读者——特别是法国民众中的文化人士,让他们了解和热爱中国文化。
 
汪德迈眼中的中国
汪德迈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语言学(尤其是古文字学)、儒家和法家思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思想史以及“汉字文化圈”国家的历史文化,对中国文学和书法也有些心得。他的著作中有很多介绍和观点非常有趣,是帮助世人打开“了解中国”之大门的钥匙。
关于文字。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而延续至今的表意文字系统。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的文字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汪德迈倾注了大量时间做与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有关的中国文化研究。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主要理论来自《圣经》,中国文化的基础不是宗教,而是占卜学。中国古代历史与占卜学联系密切,殷代时史官灼龟见兆卜吉凶以决定行止。最古老的汉字是在占卜材料上发现的,这绝非偶然,说明中国人在史前时代就创造了文字,当时作为占卜的甲骨文,已经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标识系统文字,而是真正的表意文字。他认为表意文字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把其作为自己研究生涯中一个重要方面,并指出,其他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也有表意文字,但中国的表意文字是思辨的工具,出现脱离口语的文言文,而文言文则渗透到中国经典文献、官方文化和社会分层结构中。中国文字与文字思维能力的缘起与发展与甲骨文有关,甲骨文的占卜性和仪式应用,帮助中国人形成思维规律;西方文字从口语而来,是表音文字的符号,不是思辨性的,所以为了适应思辨的功能,西方人需要使用科学和哲学建立一套概念进行思辨活动。中西两者形成对照。
关于社会。汪德迈认为,中国的封建主义始于周代,突出特点是“礼治”,远在欧洲中世纪之前。中国封建主义以宗法为基础,追求一种理想化的礼仪制度。许慎《说文解字序》说仓颉创造文字是为了宣扬教令,有助于君王施政,于是汪德迈对中国古代的行政与政治机构及功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后来还研究了井田制和科举制,并证实,中国古代政权的特征不是表面上代表政权的皇帝的力量,而是隐于皇权背后的文人权利,这种文化权利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例如贯穿史今、影响广泛并起到重要作用的儒家思想——中国古代所有的神话,到了孔子时代就都被他的“礼仪”文化给去除掉了。在《新汉文化圈》中,汪德迈具体剖析了儒家的礼仪观,“在古代中国,宗教仪式被精心地、有意识地、智慧地同其他宗教基础分离,经过改头换面而系统地用于日常行为”;“礼仪便是为保证个体行为顺应自然法则而设的形式系统。礼仪的目的不是达到某种目的或目标,而是寻求个体行为之间以及个体行为与自然界万事万物的生息机制的合一,即形式的和谐”。他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说,孔子不是思想家,而是政治家;儒家思想并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治国理念,不像西方用“权”的规范机制去治理(权理治),而是用“礼”的规范机制去治理(礼理治),两者显然是对立的。
但事实上在汉文化圈国家内,虽然建立起了全套必需的法律机制,礼治精神却并未消散。“与其说礼仪处于一种边缘的位置,毋宁说它在深层结构中起作用,在那些为制度所规定的异常有生命力的日常习俗中起作用”,“无论是自由政体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生活都同样的十分礼仪化”。这里,汪德迈特别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在中国,自由的概念是无法得到确切的表述的”,因为“自由思想是典型的个人主义,群体主义的心态无法予以阐明。自由的全部含义只能在法制而不是礼教传统中得到体现”。但是他又指出,礼治主义中“自然”的概念起着与“自然”同样的作用,“在礼治主义中还有另外一个概念起着自由在法制主义中同样的作用,这即是‘自发’(中文称自然)。自发同礼教规则不可分,就如同自由概念与法的概念不可分一样”。这个“自然”(自发)就是事物本质的动力,这是由礼仪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在中国,“礼仪”代替了宗教。从甲骨文到金文,在孔子之前只有材料和档案,孔子为了尊重、宣扬和恢复“王道”,整理了周代的档案,完成“上天”给他的使命,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五经”。汪德迈始终认为,文化是最重要的,文化的力量超越了政治。
 
 
左起:王育英会长,法国“汉学泰斗”汪德迈先生,
             法国阿尔多瓦大学特级教授、东方学系主任金丝燕女士
 
关于哲学、政治学和思想史层面上的“存在”。汪德迈认为,中国自古有儒学,但没有古代哲学。举个例子来说,中国的道家有概念,但没有得到充分发展。道家批评儒家违反“自然”,同时批评儒家的基础——语言和文字。老子《道德经》中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几句话可翻译为:“道,可以说得出的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说得出的也不是永恒的名”,意思是语言毁坏和限制“无为而治”的“自然”与“道”——而《道德经》描绘的理想就是无语言、无政治的“小国寡民”。《庄子》对儒家使用语言文字的评论又进一步,将语言分为“卮言”、“重言”和“寓言”三个层次。后来庄子思想又与佛教结合,形成禅宗。禅宗反过来用庄子的方式解释“有”与“无”,“存在”与“不存在”,一个典型的思考就是《庄周梦蝶》。回到前面讲的“文字”,中国的文字功不可没,促进了中国人思维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但是,中国文字及其表意系统也带来了束缚的力量,对此也应该反思和批评,儒释道都可以反思批评,要辩证地看待有无。
 
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
汪德迈和许多观察家都认为,亚洲国家中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问题,无论其本身如何特殊和复杂,都不能与其文化背景脱离开来。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小可体现在居民崇尚节俭的消费观念、安居乐业的就业观念、企业“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和企业文化,大可体现在社会经济制度的价值判断、发展总方略等方面的观念体系及实践方式。例如,在交流和观察中我们不难发现,现代企业管理中注入了不少儒家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领导哲学从阐释世界与人生最本源的规律出发,得到了对领导理论最精辟的阐述和分析,并且对领导的内涵做出了最为本质和精准的界定。应用儒学思想延伸出的领导力智慧成为当代企业领导者的必修课,“礼治”和“德治”在企业管理方面的应用已经成了当代管理者的核心理念。
又如,我国自2013年起设计并逐步实施的“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儒家思想文化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有各自的历史与文化特点,我国发扬儒家思想中“和而不同”的原则,充分运用“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义和诚信精神,体现了合作的诚意和互利共赢的思想理念。截至2020年1月底,中国已同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纵观世界上各种思想体系,在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合作、实现真正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问题上,惟有儒家文化最适合在其中发挥作用。充分利用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精华来处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关系,并将其作为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有助于使世界文化向着一种有序、仁义、大同的方向发展。
另外,在中国,不少地方正在利用本地优秀的文化遗产,通过组织文化节、旅游节等各项活动,招商引资、发展经济,这正是人们所习称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其经济作用不可低估。传统文化的复兴离不开经济发展,而文化的复兴给现代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儒学被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涵盖了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内容极为丰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成为世界人民认同的大智慧。学术界已经达成的基本共识,即儒学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道德规范,在历史上对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形成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但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止于儒学,儒家思想不止于孔子思想,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时代发展而与时俱进,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国际儒联讲话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表达。任何一种文明作为世界多元文明的一员,都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各种优秀的文化可以共存,而不能用一种文明消灭一种文明。文化是各个民族的灵魂,一个民族既要尊重、珍惜和维护自己的文化,也应当尊重、珍惜和维护别人的文化,进行不同文明之间的学习和借鉴,只有这样才能推动自己的文化不断发展。当今世界,文化软实力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世界各种文明中独树一帜,是与西方古代文化一起,在极不相同的背景下、在漫长的自我演进过程中独立发展起来的具有原创性的文化积累,两者相互区别、相互补充,都在人类共有精神财富的坐标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从世界史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世界的文明进步有重大贡献。人类文明不断发展进步,需要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各种文化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如今,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全面民族复兴时刻,必须回顾我们的历史文化传统;新的世纪,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需要我们对自身“文化”自觉,要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同时也不主张“全盘他化”,以自觉性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在《中国教给我们什么?》中,汪德迈表达了他与不同学科的中外同行交流得来的想法。他认为,中国文化有特殊性,又是最具有普世价值的真实存在,今天我们要对此加强了解。现在西方世界正在认识中国,但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特殊性的普遍意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文字优于体力劳作,精神优于物质。世人皆知古罗马法典在世界上影响深远,但不能忘了中国也对世界有广泛的影响。中国举世无双的影响力之一,是沿用千年的用于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科举考试,它成为一种最佳的行政招聘手段流传到世界各地,先在古代时期的“汉字文化圈”国家的中国、越南、韩国和日本流行,后来在世界上被广泛推广和运用,近代是从十七世纪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再一次被重新传播,直至现代的西方社会,使全世界普遍建立了以此为基础的学校教育和选举制度。
在交谈中,汪德迈指出,“传统文化”“(经济)实力”和“礼仪”,是需要被重视并发扬的三种“力量”。中西方在经济、文化交流中,需要重视并互相学习和借鉴双方文化中的可取之处——中国要学习西方的传统,而西方需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仪。现在经典虽在、方兴未艾,但人师匮乏、身教无从,且整体社会文化环境也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继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及促其新生,仍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作为学者,汪德迈和金丝燕教授同时也在经受着难于以往的全球化多元文化繁荣时代跨语言翻译的考验,在熟练地运用多门语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基础上,需要努力深入到语言载体的内部,揭示语言背后的学术思维创造劳动和文化阐述规则,提炼本真,再现精华。汪德迈说,自己差不多每年都要来中国,喜欢跟中国朋友打交道,喜欢跟他们谈论问题、说汉语。他始终被中国文化的魅力所感染,深深迷恋着中国文化,情不自禁地为传播中国文化而尽心尽力。中国的诗歌、书法、绘画和建筑都魅力无穷,像一幅美丽的画卷无比生动地展示在世人眼前,这是世界上其它任何文化都无法比拟的。然而花一辈子研究一种文化和一个国家,对他来说是世界上最迷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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